原标题：应试教育下 中国的家庭都在为竞争而学习

　　应试教育下，学生负担很重，中国的家庭都在为竞争而学习，“不能输在起跑线”；但是中国的学校又在致力于让“所有的学生一样的好”，这是一个悖论。这就有了“龟兔赛跑”1.0版本。在2009年中国上海参加的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标准差比较低，也就是说好学生和差学生的整体差距不大，同时低级思维项目（理解、记忆等）分数高，而高级思维（评价、判断、创新）等分值低于平均分值，这反映了应试教育过于重视书本训练、排斥学生的其他能力和机会，而标准差低则表明整体上学生之间成绩的差异小。也就是说，在“龟兔赛跑”1.0版的教育设计中，跑得快的兔子与跑得慢的乌龟差距很小，或者说跑得慢的乌龟不能明显输给跑得快的兔子。

　　在“龟兔赛跑”1.0版本中，学业负担太重了，教育开始减负，淡化考试，让城乡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快乐的童年。然而，孩子快乐了，家长却焦虑了，因为减负后的校内教育的质与量都有所下滑，已经难以单独胜任教学育人的职能。与不断的减负同步，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学而思、好未来等校外教育公司市值飙升，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断提升。这时出现了王蓉教授所说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即减负使得大量中高收入的家庭逃离公共教育体系，去私立部门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今天在许多南方城市里，公立学校成为低劣教育机构的代名词。北京情况则复杂一些，好的的公立学校与各种校外市场、资本市场有复杂的嵌套关系。

　　教改减负的背后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内涵模糊，更准确的定位是作为应试教育批判的武器存在。我们可以不知道什么叫素质教育，但是只要痛感于应试教育的严苛，素质教育似乎就天然获得了论证与认同的合法性。

　　我更愿意用“博放教育”和“精约教育”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减负之后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这对概念来源于人文主义学者白壁德所提出的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与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之间的历史的钟摆。所谓“精约教育”，实践的是严格选拔和训练，信奉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博放教育”，一些教改名校，宣称提供你感兴趣的一切，成就你想拥有的一切，奉行同情宽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强调解放，甚至无序与无纪律。现实中，这两种理念型常常嵌套在一起，呈现复杂的样态。学生3点半放学以后，可能直接到校外教育机构里去了。也就是说，学校的博放实际上高度依赖家庭与校外的精约训练。

　　精约教育，如一些教育评论者所言，是要把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心中。学校用一套细致严密的制度，确保学生发生身心的蜕变，养成终身受用的习惯和品质，在苦中苦背后是习惯养成、意志磨砺，是高卓的快乐，这是一切精英尤其是平民精英的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而在博放教育中，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取消班级和班主任，拆掉教室中的讲台，老师站在学生中间；尊重学生兴趣、制订个性化的课表，为私人定制未来。

　　从这两种教育理念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断裂：大城市的社会中上阶层开始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中下阶层信任和选择的仍然是应试教育。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经上、对精英的塑造方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