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每所大学都需要博物馆吗？

　　中国有多少大学博物馆？目前没有完全统计。

　　2010年中日韩三国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时任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透露，2003年有100多座高校博物馆，到2009年达到了200多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去年在中国高校博物馆馆长论坛上表示，截至2018年底，在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高校博物馆仅95家，但实际数量已经超过300家。另据保守估计，目前全国高校博物馆数量超过450座。

　　“所谓的突飞猛进，只是备案手续上的数字增长，2000年到2018年新开的大学博物馆屈指可数，数百家高校博物馆其实是长期存在的。”杜鹏飞并不认可“高校博物馆大跃进”的说法。

　　中国现存最早的高校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前身是美国学者戴谦和建立的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即今四川大学博物馆，以民俗、历史研究为主。于1953年开放的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则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云南师范大学1985年便建立了西南联大博物馆，创办于1987年的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是首批获评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高校博物馆普遍存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就北京高校博物馆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知道并去过本校博物馆的大学生仅有48％，超过10％的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本校有博物馆。郭小凌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是高校博物馆投入较低、定位滞后和专业性不强。比如，上海大学副校长、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段勇在《当代中国博物馆》一书中写到，西南联大博物馆存在管理层级偏低、场馆设施较陈旧、藏品数量和质量偏弱等问题。“西南联大”这一金字招牌直到2018年重建开馆后才真正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高校博物馆走出深闺，知名度的提升也离不开负面消息的“贡献”。前有浙师大艺术馆藏品“假到离谱”，北师大获赠6000件“京师瓷”被疑造假，近有去年的重庆大学“赝品博物馆”。这些向学校捐赠“赝品”者无疑已经被“国宝帮”攻陷，那些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人被收藏圈归为“国宝帮”，围绕国宝帮有一条相当成熟的制假-流通-售假的赝品产业链，有谋利者，也有推手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校友捐赠建馆是欧美大学博物馆的传统与特色，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就是个人捐赠而来，校友伊莱亚斯·阿什莫林的赠品极为丰富，包括硬币、艺术品和动植物标本等。欧洲贵族在大航海时代从世界各地猎奇，将珍奇异宝摆在自家奇异格或奇异柜中供客人观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博物馆的陈列方式，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昆虫标本的抽屉就有2.2万个。

　　“不是所有大学都需要建博物馆，大学也不能因热心校友的捐赠就决定建馆，学校要想清楚为什么建、建给谁、建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怎么建，这些都要充分论证。”杜鹏飞说，清华艺博依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等相关院系和机构支持，现有藏品1.3万余组/件，仅在2019年，就举办了16个高水平展览、12次学术研讨会，办展次数与首都博物馆持平。如今，清华艺博不仅受到了全校师生的欢迎，在社会上也颇有名气。

　　“高校博物馆应该尽量结合本校历史文化特色逐步树立博物馆自身优势与特色，避免盲目跟风公共博物馆而导致百馆一面甚至东施效颦。”段勇回复《中国新闻周刊》。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以名人信札为主，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博物馆有鲜明的专业特性，上海大学博物馆2016年启用，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海派文化专题博物馆，有海派文艺、海派旗袍及上海方言三个海派专题常设陈列。

　　高校博物馆实力体现在展览的学术水平上

　　“评价博物馆实力如何，核心是评价它所策划的展览的水平怎么样，学术含量有多高。”杜鹏飞举例说，上海博物馆2012年为庆祝建馆60周年，举办了“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人前来朝圣，这就是策展实力和能力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日本研究中国魏晋隋唐史的第三代领军学者学者谷川道雄修订增补再版了《隋唐帝国形成史论》。20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与中国北京大学、中央美院和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开展了“汉唐之间”系列学术研讨活动。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长期跟踪这一前沿学术课题，耗时7年进行策划，在2004年10月推出展览“走向盛唐”，首次用历史文物实证和阐释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段勇将其描述为“近20年来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大展之一”。2005年后，香港文化博物馆、日本东京森美术馆、中国湖南省博物馆先后引进该展，一度引起“盛唐”热潮。

　　值得国内博物馆界学习与反思的是，“走向盛唐”展览所用400余件文物98％来自中国14个省（市）的47家文博单位，但展览主题策划、展览大纲结构、展品挑选、展览文字说明等完全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学术成果，即展览的知识产权属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为配合去年5月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清华艺博在本已十分紧张的档期中调整出展厅，紧急筹备策划了“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览。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吸引了5万观众，展品说明少则百字、长则千言，从与中国文化关联、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等角度，对展览的233件文物重新做了梳理与解读，汇总出版的《器服物佩好无疆》图录还收集了十篇高水平学术研究文章，新书在出版一周内被抢售一空，出版当月在二手书交易网站孔夫子网的定价就炒到了三倍以上，目前最高成交额已经超过2000元，是定价的5倍。

　　然而，大学博物馆的演变与学科发展规律是紧密捆绑的。早期大学教育是博物学，对自然界动物、植物、矿物等的学习和分类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与细化，分类学基本画上句号，而人文艺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势头也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博物馆的发展。

　　在欧美，后来居上的艺术博物馆也在促使大学中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将服务范围辐射到校园之外。英国剑桥大学博物馆除为不同学院提供教学协作计划外，几乎全年不休地举行各种讲座、演奏会、展览和陈列。美国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还针对不同人群制订了个性化教育方案，有面向儿童的夏令营，带领孩子感受自然界各种生物，而面向成人的教育计划则采取小班教学或深入研究课程。

　　21世纪的博物馆对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空间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必要的餐饮设施、纪念品商店及其他休闲场所。

　　“人们来以理工科著称的清华大学参观，可能不会来看艺术博物馆，但是科学博物馆怎么可能不看？不论是科学本身的趣味性，还是科技教育的功用性，一定会吸引大量观众。”杜鹏飞说，“观众在科学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间一定会超过在一件艺术品前停留的时间，所以，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和公共服务空间的问题是科博必须面对、而且将来必须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