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精英与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机会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红”与“专”之间的精英分殊是明显的。体制内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一条是通向管理岗位，一条是通向专业技术人员。

　　两条路径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相互补充。通向管理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上不仅仅需要文凭，而且需要党员身份，在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政治筛选和吸纳机制；通向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只需要文凭，党员身份并不重要。

　　二元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组织的偏好，另外还受到当时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对于管理岗位的教育筛选机制不得不放松。

　　这一图景在改革后发生了改变：精英日益多样化，除了“红”、“专”之外，经济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产生路径；与此同时，不同精英路径之间不再如此泾渭分明，无论从代内流动还是代际流动上，政治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之间的流动加大了，甚至产生了孙立平先生所言的“总体性精英”。

　　在所谓的“总体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甚至上述几种资本形态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厘清，而是浑然一体，一概囊括。

　　从代内流动的角度来看，存在所谓“不拉空现象”，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每一次机会，得到的总是同样的这一批“总体精英”；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看，各种精英之间的代际转化更加频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可转化性（这是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特有的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双轨制）为各类精英的转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为非精英层进入精英层提供了大量机会，但是伴随着改革逻辑的深化演变，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樊篱正在悄然加固，进入精英层的门槛日渐提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进入精英层的重要流动渠道——教育，正在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工具。

　　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对于阶层流动而言具有两种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为社会的优势位置“筛选”出相应人选；二是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提供相应合适、公正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称前一种功能是“作为竞争场的教育”，后一种功能是“作为制衡器的教育”。然而，多数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都认为，近数十年来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赋予各个社会成员更多平等机会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竞技场，非精英层借此渠道进入精英层的可能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