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考工厂”是阶层固化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扭曲反映

　　近年来，大学录取率不断攀升，上大学已非难事，但是考生和家长焦虑情绪反而不断增加。应该看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各阶层之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阶层差距日益凸显，这直接影响青年学子能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能力。教育焦虑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之中的心理反应，“高考工厂”现象反映社会底层的教育焦虑。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其位置的容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从深层次上折射社会结构既定利益格局重组和阶层利益关系急剧变化的过程。社会学者李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型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大量社会底层处于社会结构底部位置，社会中下阶层向上流动困难较大，当下的“富二代”“贫二代”就是社会流动固着化的集中表现。代际间发生职业改变、地位升迁的机率降低，突显了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和分层中的决定作用。社会资源先天性缺失而又得不到公平教育机会保证的底层子弟，升迁的难度将数倍于“富二代”阶层。当前社会阶层分化较为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社会中上层集中，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影响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

　　“高考工厂”模式则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表征。201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评论，直指社会底层子女在教育方面向上流动面临困难，其子女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减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亦在下降。教育向来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阶梯。“高考工厂”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样本，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化、扁平化的产物。

　　我国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甚至班级之间都存在着明显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根据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显示，北京普通高中生师比为9.0，而河南生师比高达17.5，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县镇教师供给不足。高中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差异明显，城乡教育差距显著成为不争的事实。农村教育资源远不比城市，高考竞争实际上是城乡学生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高考形式单一的情况下，农村学生通过刻苦攻读可以取得高分，进入重点大学，而当高考形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时候，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就有所下降，学生的家庭资本和所在区域的教育条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背景下，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可谓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安徽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90%以上。2013年河北衡水中学104人升入北大、清华，囊括河北省文理科状元。

　　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媒体将此类中学称为“高考工厂”，不仅规模大，吸收大量农村生源和社会底层子女，而且升学率极高。“高考工厂”的教学管理模式特征主要是：①学校实施严格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②视学生为学习机器、考试机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多为学生上课、补课所占用;③学习方式主要是围绕高考科目而展开的魔鬼式训练，非高考科目基本边缘化;④主张高分是硬道理，不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因材施教。

　　应该看到，“高考工厂”模式明显偏离了国家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背弃了素质教育基本理念，被媒体和教育界所诟病。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评判此类学校是采取典型的应试教育。他认为这些通过县城、乡镇高中严格管理升入重点高校学生的视野狭窄，通过这种闷罐式、圈养式、流水线式的培养之学生精英，素质肯定是不全面的。从都市知识文化精英和国家素质教育价值取向分析，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这样的“高考工厂”，通过不断加强军事化、绩效量化教学管理，强化应试能力，提高高考成绩，与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完全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