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怎么看待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分为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两种。学历职业教育主要指以国家统一颁发文凭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高、以及高等职业学校等；非学历职业教育则是以获取某种职业从业知识、专业技能为目的的培训和学习过程，包括招录考试、技能培训和资格认证考试培训等，形式则是市场上的各种培训机构。无论哪一种教育形式，都不应该是简单的以机构为基础的课程、教研、教学，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目标群体，而应该是以技能训练为主、以就业和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帮助个体在单一技能方面实现不断突破和提升，在不同类型的技能方面不断延伸的过程。

　　理清职业教育市场的变化原因和趋势，还需要从劳动力的需求方——产业，去寻找线索。产业的调整和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和职业的演化，但市场对产业变化的反馈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形势缓慢地进行，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劳动力的重要供给主体，将始终在慢拍的节奏中调整和变化。

　　1、产业与劳动力

　　从2002年开始，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换挡、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直线上升，劳动力供求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已失衡，大批劳动力失业风险正在酝酿。这些是推动政府大力支持和职教市场红利期到来的最根本原因。

　　劳动力总量上的失衡与我国人口变化有直接关系。往年国家人口政策的实施，大幅度降低了新生儿出生率，对国家劳动人口体量的影响则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开始显现，老龄化也在劳动力市场也愈发明显。加之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提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水平，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人口总量减少叠加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供需出现失衡的最重要表现。

　　但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的同时，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力面临失业风险，预计到2030年将出现5000万人口的低技能劳动力盈余。相比于总量失衡的“系统风险”，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此时职教可以发挥作用进行“非系统风险”调节。

　　过去30年，批发和零售、制造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创造了最多的低端就业岗位，占据整个就业市场的58%以上，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岗位门槛低，吸收了最多的低水平从业者。这三大行业是我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三大主要行业，同时在经济换挡期也是调整的最前沿阵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低端制造业、建筑业向高端制造业、建筑业的升级，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个档次。

　　观察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包括辍学流入市场的劳动力（约490万）在内，低技能劳动力年供给仍超过30%，中职劳动力供给仅占28%，中、高技能人才的年供给占比虽然接近70%，但 量相比于10亿规模的劳动力存量在产业调整和劳动力淘汰下所出现的人才缺口而言仍显不足。

　　从产业变化看职业教育，安置好产业所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人群是解决“非系统风险”的关键，我认为他们的回归路径应该是将经过职业教育重新流回到劳动力市场，只不过不是直接流向高端人才市场，而是通过职业教育打造“升级”为中端人才，进而挤压中端人才到高端人才市场中去。这个趋势将很快逐步释放红利到低技能人群、中技能人群的中端、高端职业教育中去，当前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发展还只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引起，未来还将面临新一轮的发展。

　　2、职业的演化趋势

　　职业的演化是一个受产业和从业人群影响的过程，产业变化催生了新的职业，形成了新的职业习惯，而从业人群的思维和观念的变化，则影响了职业的选择和发展路径。职业教育市场，从培养方向和目标人群上，都很难跳出职业的演化趋势。新的人群正在朝着职业转换更加频繁、职业回归现象更多和多元职业人群更多的趋势发展。从而也催生了职业教育在职业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国内市场上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有足够多的耐心建立起自己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外聘成为最简单易行且高效的方法，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引发人才跳槽潮。从个体劳动者角度看，就业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用实践来接近内心追求的过程。职业转换变得更加频繁。

　　独生子女同时肩负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当面临人生重要选择节点的时候(例如生育、疾病等等)，两者往往难以兼顾，职场中断的现象日趋普遍，对女性劳动者的冲击尤为明显。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储备与技能在中断期内停滞不前，导致其难以达成职场回归的目标，特别是难以达到中断前所处的职场位置。而对于劳动者而言，这种现实与预期的不匹配可能造成经济与心理上的双重打击。劳动者需要职业教育，可以在职场中断期间的不同的场景下学习，让职场中断期不再等同于知识与技能发展的真空期。

　　越来越常见的拥有多元职业的斜杠青年，拥有多份需要不同技能的工作。该部分人群的普遍特点是强执行力和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他们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再学习，将爱好转化成可以提供服务的技能；或者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提升最紧缺的技能。职业教育对于这部分人群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市场规模

　　学历教育：按照在校生规模测算学历职教市场的潜在规模约为3500亿元，以公办教育为主，民办职业教育的渗透率不到20%，约700亿元，且仍以较高速度进行增长。从民办职教龙头中国东方教育的业务发展可以看出，学历教育无论从学费水平还是规模上，都在逼近职业技能培训。目前，我们观察到的趋势是国家对社会办学监管放宽、对教学和实践体系逐步丰富和完善、加大对职业技能师资的补贴，这个外部趋势很大程度上促进学历教育成为增量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输出力量。

　　非学历教育：非学历职业培训市场的潜在人群除了学龄阶段流入劳动力市场的1000万外，更多的职业培训需求来自于已就业人群。如果按照平均20%的参培率计算，培训的潜在人群规模约为1.6亿人，理论总体的市场规模约达5300亿元，且职业培训市场规模在2015-2017年间拥有高达19%的增长。但职业教育品类众多，垂直细分品类的市场空间并不大，因此市场上大部分玩家以“流量-销”作为底层逻辑，再横向扩科进行延展以弥补单一学科天花板不足的短板。

　　然而，职教市场的潜力一则在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参与者，仍然多从职前和职中出发，对从业者职后更长生命周期的继续教育参与度低，如何提升学生的LTV是未来可探讨的重点方向；二则在于职教市场分布极其分散，行业集中度低，整个市场的教育和培训效率和效果有很大提升空间。

　　4、政策现状

　　历来政府都是推动国家职教体系发展的rule maker，因此各个细分赛道的玩家要遵从政府的政策来进行布局。自2012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利用校企合作、互联网+、终身教育等多理念多方式结合的方法，不断探索和推进职教体系的完备，应对国家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新要求，为国家战略落地提供人才支撑。

　　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培训仍是国内人才培养体系的薄弱期，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对人才需求速度不断加快，同时低端制造业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人才供给侧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和矛盾日益显著，尤其是技能型人才，这个矛盾也正是职业教育地位薄弱延伸至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很明显，职业教育体系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演化。

　　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力度空前，从政策和经费两个角度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推动和刺激。

　　高等教育学校80%以上的开支来源为教育经费的拨付，直接决定了学校优秀师资的聘用和教学设施的投资建设。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职教领域的投入处于支出结构的末位，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均存巨大差距，特别是高职教育的教育经费支出，不及普通本科教育的四分之一。

　　目前，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从其他口的资金投入以及调动社会支付能力，比如失业保险基金释放1000亿用于支付1500万人次的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以及财政部拟安排就业补助资金539亿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专项资金237亿等。通过职业教育解决就业已经成为政府工作排序靠前的民生问题。

　　【总结】产业的发展和变化，指出了职业教育市场将面对的目标人群变化和培训方向的变化，大规模劳动力“向上游”的趋势已然清晰，但行动尚未开始，2019年职教政策的密集出台将会成为引爆潮流的关键节点。职业教育市场也远非现在白领群体支撑起来的6000亿规模，职业教育的需求基础将伴随潮流不断扩大，除了最高层次的劳动力之外每一个人，都将面临就业问题，并需要一次或者多次职业教育来提升自己，现在的职教市场，还处于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