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面父职下的父职焦虑

　　育儿同辈群体在给年轻父亲提供育儿参照的同时，也通过塑造完美父亲的形式给他们带来全新的压力。对身处父亲育儿亚群体的男性来说，其他父亲在履行父职时的积极表现亦成为规训自身育儿实践、引发其育儿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调查中，不少父亲表示其他父亲参与育儿的行为会给自己形成一定压力，而其中既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后果，有时甚至会引发家庭冲突。陈峰(29岁，国企员工)向笔者吐露了自己的困扰，他的2岁9个月的大女儿和8个月的小儿子都在贝儿日托就读。日托费用昂贵，加上每月不菲的房贷和日常开销，他与妻子的收入勉强能够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因连续生育而影响了工作的晋升，在边缘职位上的工资非常有限，家庭的经济重责几乎都落在陈峰的身上。因此，陈峰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拼命加班。他很羡慕日托里其他父亲在陪伴孩子时充足的时间投入，妻子有时看到其他爸爸对孩子的精心付出还会责怪他做得不够格。但从自己家庭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他已经没有精力像一些父亲那样高质量地陪伴孩子，这让他既焦虑又挫败。

　　与社会对“密集母职”的塑造相似，对父职参与的强调正在建构一种要求父亲身心在场并兼顾儿童经济与日常照料方面需求的全面父职。而在大众话语的叙事中，能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尤其在保障家庭经济水准的同时增加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已成为理想父职的重要标准。但考虑到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上父职要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首先，尽管男性在收入方面拥有相对于女性的整体优势，但受不同男性间具体经济状况的限制，社会对父亲从经济上提供育儿保障的普遍期望并不一定能顺利地转化为所有父亲的实践能力[28]。加之近来女性的“主妇化”趋势明显，在二孩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女性迫于照顾幼儿的重责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现象不但直接加重了男性的经济责任，还从客观上限制了父亲承担日常照顾的责任。与此同时，大多数男性的社会化环境不鼓励其发展照顾家庭能力，在强调男性事业成就与社会地位的价值倡导下，一些男性的育儿能力严重不足。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偏好男性且鼓励男性工作者将工作置于首位，因此其所处劳动环境较少为男性参与育儿预留足够的时间。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福利制度也在限制父亲参与育儿，面向广大男性劳动者的护理假、陪产假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这也意味着从制度环境来看男性很难参与到早期的育儿实践中[29]。在全面父职的压力下，这些父职参与的具体困境将造成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并成为导致男性父职焦虑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