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减负真能执行下来吗？ “双减”会不会被执行成“双增”  

　　“双减”会不会被执行成“双增”

　　江苏 苗蔚林

　　中办国办于2021年7月24日公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之后，线上线下一片叫好之声，让社会各界看到了义务教育的美好未来，但是在政策出台后，从各路媒体上分析文章看，笔者却有了深深的担忧，这个担忧是：“双减”会不会变成双增？

　　一、“双减”，需要真的执行

　　其一，不能根据媒体上发表那些对“双减”政策响应的文章，去判断政策是不是能真的执行不走样，而是要结合社会实际和若干年以来“减负”政策执行效果去分析。

　　回顾国家有关部门多年来发布的中小学“减负”令，据有资料不完全统计，国家省市等各级别的减负令不下百余次，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基本上都不了了之，结果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越减越重。以至于当下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又加上了课外培训负担，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那么，“双减”令是否会步过去“减负令”之后尘，需要拭目以待。

　　其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本文不再赘述。之所以多年来减负越减越重，也大概在于此。近十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各行各业对文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网络新闻曝出研究生毕业到某烟草公司做一线工人，更让广大家长心惊胆战，总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现在是起跑线、加速线、终点线……哪条线都是对学生、家长你死我活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减负”，能真的执行下来吗？

　　二、若干年以来的减负文件是如何执行的

　　多年来，国家出台“减负令”，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执行并进行督查，从各级检查及新闻通报看，执行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主流是好的，有个别地方执行不够规范……。但社会各界感受到的却是学生负担越来越重，这里就有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也有国家要求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利益冲突问题，因此，“减负令”多年来并没有真正执行好。

　　三、“双减”已有变成“双增”的倾向

　　这次“双减”令是发布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发文，表示严格执行“双减”文件，这与每一次减负令出台后的情形并无两样，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各种被“双减”令即将“革命”的过重负担似乎有换个方式生存下来的动向。

　　第一，课外培训机构。全国范围内知名的那些网络培训机构据说已经开始转换生存方式，但真正给学生增加过重培训负担的，是孩子们身边那些在街边、小区里开办的那些培训班。这些学科类培训班有的本身就没有在管理部门注册，属于“黑班”，像游击队一样， 有关部门也无法对其管理。规模较大的机构在“双减令”发布后，已经改头换面，抠掉了门头上“语文”“数学”“英语”等字样，改成了诸如“国学”“思维培训”“语言艺术”等，正如鲁迅先生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那些学科类培训机构采取“暗渡陈仓”的办法，走进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就培训机构的整治而言，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发展素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从2018年到今天，三年下来，学生的课外培训负担是增了，还是减了？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吧。

　　第二，校内过重的课业负担。要说让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去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从现实看，用一个成语形容，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与虎谋皮”。君不见，建国以来的那一道道“减负令”金牌，最终就是倒在最后一公里上:市县教育主管部门是文件的真正执行者，他们有多少去严格执行“减负令”的？面对社会各界及家长对“分数”的焦虑与渴求，他们需要用“分数”去擦亮主管的政绩。

　　“双减令”提出了做好“课后延时服务”的新要求，并明确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能按照文件执行，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从目前各路媒体发布的一些信息看，各地执行的似乎只是文件的“一半”精神：收取延时服务费，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另一半则是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的“反双减”的规定：延时期间和假期托管期间，开展考试学科的补课，几乎与文体活动、劳动技术教育无关。这样以来，“双减令”变成了开展补课的“动员令”，收补课费也有了文件依据。这可能是“双减”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的，但确实做得很“扎实”。至于学生写作业时间啊、不准家长批改作业啊，等等，过去的“减负令”里也不是没要求过，但这些现象并无减少，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发展到有的教师在微信群里训斥家长……。学生课业负担、家长的经济负担，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尽管有这些担忧，笔者还是期待，“双减”，能真的执行下来，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