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落实三胎有效降低教育成本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不妨从以家庭为单元纳税开始

　　鼓励生育降低教育成本不妨从以家庭为单元纳税开始

　　建更多好学校降低教育成本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把母亲从社会工作中解放出来，才是降低教育成本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传说中的三胎政策终于落地。

　　6年前二胎政策出台时，就有人呼吁，希望至少放开三胎，甚至全面放开，否则难以遏制人口下降与老龄化的趋势。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专家”的反对。当年有专家乐观地估计，全面实施二胎后，将出现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生儿甚至可能出现2000-2300万的小高峰，坚决反对全面放开人口政策。

　　遗憾的是，二胎政策第一年，即2015年，新生儿不增反降，仅有1655万人（2014年1687万），2016年增长至1786万，但随后就开启下跌模式，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已经是剔除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数字。2020年则进一步大跌265万，仅有1200万，创下历史新低。

　　按此速度，人口出现负增长，也是转眼间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终于下决心放开三胎了。

　　目前二胎实际是超过一胎的，如何让人愿意生第一胎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放开三胎，只是增加了育龄妇女基数，但从二胎政策经验看，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愿意生的问题，否则三胎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如何采取全方位措施，降低养育成本，鼓励生育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在降低养育成本上，大家意见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住房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第二就是以教育为代表的养育成本与焦虑。

　　房地产市场我不懂，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我简单谈一下我熟悉的教育问题——如何有效降低教育的养育成本问题。

　　我看到很多专家提出，希望政府部门多建好学校，提供充分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最大程度降低孩子教育成本与教育焦虑。

　　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好，但实际是一个伪命题，也不可能做到。破解这个伪命题，对于找到有效降低教育成本的途径还是必要的。

　　表面看，这些专家的建议似乎是成立的，家长各种投入折腾，最后都是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那么请问，什么是好学校？怎么建？

　　我们不必和家长较劲，纠正所谓教育观念的问题，先按普通人的说法，升学率高的，清北率高的就是好学校。

　　好学校到底是怎么来的？是政府想建立就能建立的吗？如果仅仅是成立，这还不好办？只要投入充足，我们建一万个人大附中、上海中学，1000个清华北大，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可能吗？显然不可能。

　　为什么？

　　一所学校的好坏，背后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并不是由简单的经济行为决定的，即不是有好的硬件设施，请来好的老师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学校的。

　　学区房是我们仿效美国择校政策后引进的舶来品，已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社会分层。好学校为什么用房子衡量？其实背后是父母，即所谓高尚社区，富贵人聚集社区。父母的遗传、父母的教养，大概率让优秀学生聚集，于是就产生了好学区。

　　遗传影响不小，但是不能改变的，最大的变量就是父母的教养，比如对孩子的高期望，从小的严格管束等，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具有这些品质的孩子，在学习上还需要家长操心吗，学习会差吗？

　　因此，我们经常说，优秀是一种习惯，习惯是谁给的？首先就是父母，核心也是父母。换句话说，优秀的孩子是爹妈决定的。但一定要明白，是爹妈给孩子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包括三观。而不是具体知识的教授等等，否则穷人家一辈子都没有翻身之日了。

　　中考、高考激烈的生源竞争也说明了这一点。2019年浙江大学冒着被教育部点名批评的风险，抛出50万重奖，浙江前100名考生报考浙大即给予奖励。

　　日前，中国青年报报道，衡水中学附近的一个县，为防止优秀生源外流，教育局未经中考直接把全县年级前400名学生“用车拉到”当地最好的两所公办高中就读，目的只是为了截留优秀生源。

　　在西南某地，中考状元的奖励甚至超过了50万，原因就是这个孩子3年后，大概率会成为清北的一员，为学校赚得无上荣光与市场效应。

　　也就是说，是优秀学生聚集，最后以好的升学率和社会影响成就了好学校。决定性的是生源，而不是因为有好老师、好学校，把大家都锻造成了好学生。我们不能否认老师和学校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但不能 化学校老师的作用，更不能颠倒主次。

　　换句话说，从建立更多好学校角度降低教育成本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是不现实的。先不说资源有限，即便在投入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可以建最漂亮的校舍、请最好的老师，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建成名校，因为优秀生源永远是有限的，而不是 的。在广东，某著名实业家曾投巨资建设了一所寄宿制学校，至今也未能成为当地的名校，二十余年下来，甚至连学生都招不满。

　　简而言之，试图通过建设所谓名校的捷径，降低教育竞争焦虑，实现人人上名校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的，无论什么时候。名校是一个竞争的结果，竞争背后是个人的努力奋斗，也是一个社会分层的过程，并非教育部门通过投入就能替代和控制的。

　　试图通过所谓建名校降低教育竞争与焦虑，说穿了实际是希望替代、简化这种社会竞争的过程，以降低教育成本与焦虑，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正因此，人大金灿荣教授曾经谈过一个表面荒唐的鼓励生育的建议：未来高考中，除烈士子女外，只给多生孩子的加分。两个孩子各加20分，3个孩子各加50分，4个孩子可以有一个直接上985，父母就选最傻的（也就是成绩最差的）一个上985（隐含的是其他几个更聪明的可以靠加分上985了）。

　　这个思路与多建名校思路本质是一样的，即直接替代社会竞争，只不过金老师讲得更直接，最初我觉得荒唐透顶，但仔细想想专家建名校的建议，背后隐含的目的也类似这个，还不如金老师的直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有效降低教育成本角度，我觉得有更有效和直接的办法，那便是尽快修改以个人为核算单元的纳税模式，调整为以家庭为单元。

　　我们和西方不同，西方基本都是以家庭为单元纳税的，隐含的就是有一个人需要在家相夫教子的，因此一个汽车工人可以养活祖孙三代。我们则不同，目前我们个税是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为纳税单元。一个人工作是养活不了全家的，这就导致“男女各顶半边天”，父母双方都要出去工作，家里是没有人看孩子的，养育成本大增。

　　如果纳税以家庭为单元，剔除家庭生活成本外再交税，就更容易鼓励全职妈妈/爸爸出现，改变家庭的生态构成，有效降低养育经济成本，人力成本的同时，让一些人愿意生、方便生。这一改变，不仅有利于生育孩子，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与家庭养育环境的深刻变化。比如学前教育未必就是刚需了。

　　同时，在计算抵扣项目时，也需要对子女教育消费进行真实有效扣除。目前税收表面上在这方面有扣除，但实际上只是象征意义，比如对于一个留学生家庭，每月最高只有1000块钱免税扣除，实在是荒唐。不知道税收部门是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更不要提每个月数千，甚至数万的培训费用。

　　最后，对于多子女家庭直接补贴甚至免税。比如三个子女的家庭，每个月发放生活补贴的同时，年收入50万以内均免征个人所得税。

　　我相信，这一简单易操作的税收政策调整，将最大程度解放父母一方，这是最有效的降低教育成本，鼓励生育的有效措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不作为，教育部门也需要全面清理各种入学障碍，充分保障流动人口就近入学权利，包括中高考。

　　其次，教育部门也需要根据我们特殊的国情文化，即承认和面对中国家长过高的教育追求，最大程度在校内解决这些教育需求，而不是一刀切地减负：不能多学、多教、多考，把更多教育需求推给社会与培训机构。

　　同时，教育部门也需要作出必要的妥协，在不影响就近受教育权利的背景下，平衡家长对于更高教育的追求，结合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公平透明的择校渠道（毕竟早慧的孩子培养方式与渠道是不同的，也是中美人才大战的核心），而不是简单封杀，让家长在茫然中如抓救命稻草一样到处上各种辅导班，制造出更多的教育负担与焦虑。

　　最后，我想提醒家长，孩子优秀与否，决定性的是自己，不是学校，与其拼命择校，不如拼命做一个好家长，从小给孩子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达到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效果。

　　在过度重视孩子的中国文化影响下，独生子女家庭环境实际上已经严重扭曲正常生活成长环境，很多孩子的“独”与自私在父母的过度关注下，几乎是天然的。

　　相比独生子女，一个多子女的生活环境更容易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从这个角度讲，多几个孩子，养育成本实际更低，尤其是时间成本上。

　　当有三个孩子时，就不必花太多时间陪孩子干这个干那个了，兄弟姐妹的陪伴、嬉闹与摩擦，更容易让孩子从小学会妥协、忍让、平衡、斗争，孩子们也容易在对父母的“争宠”中，勤奋自律。

　　从这个角度说，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健康的孩子，那就多生一个，多养一个，其实更轻松。